彼德•高赫曾为此感喟，虽然瑞士债法中的有关判决和文献处处闪现着一位鲜明的理性人形像，无论是合同解释、合同补充、注意义务还是其他事项，作为衡量尺度，这一神秘的存在裁定了诸多案件，但在理论上长期以来却受人忽视。
鉴于领导党各级领导机关的决策对社会和国家起着领导作用，政党法有必要对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议决程序规定底线。以德国政党法架构为例，《政党法》仅低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
〔21〕有学者提出，我们已经有了宪法对政党的原则规范，现在缺的是实施规则，这是法律而不是宪法的任务。相反，实体规范若有程序规范伴随，则表明立法机关实施实体规范的坚定态度，迫使政党不得不行使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斯大林宪法》文本和斯大林关于该宪法草案的说明都没有明确苏共领导权的性质。7）领导党对合作党行使领导权的主体，其领导应遵循的程序原则。领导人民、社会组织和合作党。
如此形成的政党法实体和程序规范的布局有四个特征：（1）政党从事每一种活动的实体权利都有程序规范伴随，或程序规范布满了政党的种种活动场域。相反，比例选举制却有下列优势：选民投票率更高，政府的政策更接近中间选民的意见，公民对民主更为满意，议会中增加的政党并不多，妇女当选率更高，等。(30)这一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9]欧阳若涛：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司法改革中的当代意蕴，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2009年为464 703件，占民事一审案件的8.0%。以增加人财物供给和优化内部管理体制为路径的司法改革设计是有局限的。对诉讼的强烈依赖激励了一些当事人对司法的机会主义利用。
到2007年年底，全国法院的民商事案件受理数达472万多件，比前一年增长近8%。在当下的我国，可能正是法治话语流行，民主观念淡出甚至颇受非议，导致了公民参与和政治审议对于立法和政策选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产生了对诉讼的高度依赖。
法官不仅要主持庭审、证据交换、法庭调查、制作裁判文书，还要进行诉前或诉讼保全、文书送达、庭前谈话、案件调解及当事人接待等工作，其中的事务性工作占据了法官大量精力与时间，而国外法官多由辅助人员完成此类事务。简化案件审理程序，等。注释： ①例如有研究认为，法院受案量的快速增长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自然反映，又说明司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以诉止争的要求越来越多，当事人对司法化解涉诉矛盾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个体性的诉讼比集体性的政治参与也不容易引发令执政者担心的外部性影响，更不用说对分享权威的担心了。
人均结案数的国际比较，应当将国外对诉案的统计口径较宽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如果一部新法只是增加了纠纷的可诉性，而没有某种有效机制遏制纠纷的发生，那么立法就只是意味着增加讼案，这就是人们把《物权法》同案多人少联系起来的原因。权利的根本价值，是构建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间，通过疏通政治过程来保护个体利益。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为权利而斗争是伦理的自我维护的行为，是一种对个人自己和集体的义务。第三部分讨论便民诉讼措施无视司法规律而大行其道背后的政治原因。
另外，从全国范围来看，尽管法院处理的案件总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和案件的结构性差异。格伦顿提醒人们：一意孤行的权利话语带来的是绝对化的幻念、孑然而立的权利承载者、迷失的责任话语、消逝的社会维度以及权利问题上的闭门自守，它使核心民主价值面临平凡化的风险。
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行为方式的背后存在土地财政的强劲驱动。⑨后者如一些关涉公民重大财产和人身利益的事项，如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计划生育等，即使公民有再强的权利意识，也难以敲开法院的大门。再看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下文简称《道交法》)。第六部分基于司法过程和政治过程的二分框架，说明两者交叉引发的功能紊乱及其危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皆然，它们既防备政府也塑造公共生活，它们是公共的而非私人的。该法也导致相关案件多发。
第一部分通过讨论案多人少的真伪之争，界定本文的论述范围并阐明基本立场。重庆则以128个法庭为中心，建立庭、站、点、员四位一体、覆盖全辖区的便民诉讼网络[10]。
可想而知，法官的高度职业化和独立性不符合体制对法官进行有效的统一管理，也不利于自上而下地贯彻政治性目标。这也是决策者聊以慰藉的方面，尽管它的代价是增加法院负荷。
他们积极开展审判进社区活动，以送法进社区、调解进家门、开庭到村头等形式，进一步拓展法治宣传的空间。这些内容都旨在强化工会权力，以使劳资协商成为更具约束力的法定程序。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或许也夹杂着现实利益的考虑：由于《劳动合同法》不可避免地加重企业用工成本和风险，强化工会势必削弱经济竞争力。若干新法的颁行，表面上看是法制建设的成果和亮点，相当程度上实为此消彼长的制度挤压后的突围之举。便民措施的广泛采用，在司法为民的政治话语下理所当然地凌驾于司法本身的规律之上。德国慕尼黑初级法院的117名民事和刑事法官，平均每人处理案件716件。
朱景文：中国诉讼分流的数据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特别是劳动争议案件，按照新《办法》，这类案件的收费标准是每件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5元)，调解还能再减半(2.5元)。
疏通政治过程将在两个方面改善我国法院所处的困境：第一，减少转移至法院的讼案数量以缓解案多之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地方的经费保障方式依然如旧。
[15]崔永峰：案多人少矛盾的困境和出路——以基层法院的职权配置为视角，载《审判研究》(2010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浙江某法院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便民措施在实践中削弱了程序正义，凸显了司法经费的不足，加大了法官工作负担。
在政策要求和政绩考核压力下，各地采用的司法便民措施不一而足，江苏法院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全程诉讼服务。行政化问题已几成我国法院难以治愈的顽疾。以及毕玉谦主编：《司法公信力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页。(26)2007年全国法院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审案件近296 969件，占民事一审案件的6.3%。
司法与民意的短路，直接的原因是法院在维稳压力下越来越怯于当事人上访，间接的原因是政治过程和行政权力吸纳民意、处置纠纷的能力严重缺失。见郑小苗、朱来宽：司法创新就是要惠及百姓，载2010年8月4日《江苏经济报》。
基于此，有必要对案多人少作出新的理解，并探究不同的应对思路。单纯的案件量增加或可部分归因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法制的进步，但案多与人少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政治过程的堵塞造成的。
【参考文献】 [1]刘忠：规模与内部治理——中国法院编制变迁三十年(1978-2008)，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5期。司法过程的价值在于提供一个隔离、冷却、中性化的机制，将社会矛盾过滤为法律争议，由专业、独立的司法程序解决。
